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数字时代，意识形态以数字化形态深度嵌入社会各领域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治理资源，不仅深刻影响着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方向、目标和实现程度，更在数字时代成为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维度。当前，资本主义数字意识形态以经济利益为内核、以技术协作为手段、以政治强权为目的，潜移默化地解构着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展现出极强的渗透性和数字操控性。它运用资本剥削逻辑、偏狭性价值算法逻辑和无意识的意向性逻辑，系统性地强化着帝国主义向我国在数字领域的渗透，弱化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效能，淡化了中国数字用户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诱导并扭曲着中国数字用户的意识形态认知和日常生活。防范资本主义数字意识形态渗透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牢牢把握数字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治理的新道路为依托，创新数字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优化数字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提升数字时代国家意识形态治理质效、筑牢安全屏障。
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内含人民性、使命性、长期性三重基本属性，既是党的先进性与独特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超大规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治理难题的内生根源与逻辑起点。人民性彰显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立场，但在科层体系与多元利益格局中，需要持续应对代表性、利益协调、党群联系等方面的现实挑战；使命性锚定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在宏伟目标与现实条件之间形成目标追求与能力建设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考验战略定力与执政效能；长期性决定党必须长期执政、永续奋斗，需要持续防范精神懈怠、权力腐化、组织僵化等潜在风险。三重属性相互交织、彼此作用，衍生出永葆人民拥护之难、履行使命任务之难、实现长期执政之难的具象化治理难题。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引领、以使命驱动持续提升治理体系效能、以自我革命锻造强大的政党能力，在坚守与践行初心使命的辩证统一中系统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确保党始终成为引领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和关键核心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但人工智能面临技术基础薄弱、应用需求错位、技术应用与滥用风险、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与挑战，迫切需要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发展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并实现二者深度融合，应从四个方面协同发力，一是突破技术壁垒，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二是精准匹配需求，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三是防范化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风险，健全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四是完善基础配套，加强制度协同，推动共建共享。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支持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应用转化能力，并完善相应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
当前国内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流动老人群体健康状况的单维度分析，缺乏对流动老人与流入地户籍老人健康水平的比较研究。健康移民悖论在国内老年流动群体中是否成立，尚未形成一致性的验证结论。整合CMDS、CLASS、CFPS、CGSS、CHARLS五项全国性权威调查数据，以自评健康状况和慢性病患病率为核心指标，对两类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进行多源数据交叉比对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流动老人群体中存在显著的健康移民悖论现象，其整体健康水平优于户籍老人。具体而言，流动老人中自评健康与基本健康比例合计达90.7%，而户籍老人的自评健康比例分别为48.4%、55.0%、44.3%、31.4%（依不同数据来源）；流动老人慢性病患病率为20.6%，远低于户籍老人的71.7%和33.8%。这一健康差异与流动老人健康认知有限及异地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偏低密切相关。因此，应立足流动老人“流动性”与“老年性”的双重特征，强化健康素质建设，深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优化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推广远程医疗与智慧健康管理，从而有效破除流动老人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壁垒。
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侦查权运行方式发生变化，也对侦查权规范行使提出了新的要求，固有的侦查监督模式与侦查数字化进程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侦查监督的基本构成为立案监督与侦查活动监督，其制度逻辑在于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数智时代的变革依然沿循这一路径。传统侦查监督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侦查行为的审查实现监督制约，其难以适应数智时代的现实需求。侦查监督理念的深化以及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现实挑战，加速了数智时代侦查监督模式变革的进程。数智时代的侦查监督模式在实质上呈现出基于数据分析的同步监督特征。然而，这一模式变革也面临一些需要重视的法治问题：一是数据基础与制度目的之间存在需求性冲突；二是数字化监督力度的把握不当可能增加侦查办案压力；三是模板化的分析路径需警惕流于形式的风险。对此，须明确其未来的法治化进路，首先，通过确立程序谦抑、侦查过错和对具体侦查行为的技术控制等基本原则，划定其法治进路的界限。其次，畅通数据获取途径并加强管理以满足制度需求。再次，塑造理性的侦查监督制度以防范制度负担的转移。最后，以机器和人的协同交互方式实现整体与个案的兼顾处理。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程。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共同体，是纵深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必然要求。精准识别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关键表征，是深入理解其建构逻辑与运行机理的重要前提。以制度整合力、主体行动力、网络协同力为着力点，构建“制度—主体—网络”三维分析框架，进而有效揭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制度悬浮、主体碎片化与网络松散化等结构性困境。研究发现：（1）在建构逻辑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共同体区别于传统的治理范式，遵循从碎片治理到集成治理、从一元治理到多元共治、从线性关系到动态联结的逻辑转向；（2）在条件支撑上，应构建起权责明晰与激励相容的规则体系、着力培育能力适配与多元共治的行动集群、搭建互联互通与集成高效的支撑网络；（3）在实践机制上，应以制度协同化、主体组织化、网络韧性化为实践面向，不断健全制度支持保障机制、主体利益联结机制与网络迭代优化机制，最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新范式。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运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开辟了革命性前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的实践中，人工智能遵循“内容生产—人机交互—智能评估—场景渗透”的运行逻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准化供给、自主化吸收、系统化评价与生活化拓展中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但数据层面的算法偏见、网络层面的技术失能以及交互层面的理性调控失衡等问题，也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带来了风险与挑战。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践行，应把握好人工智能的发展机遇，在现实与虚拟的统一、保护与开发的协同、人文与技术的融合中，构建虚实融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态，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技术治理体系，创新人机协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机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开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展新局面。
为了揭示数字化战略变革的传导机制，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对489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索高管数字领导力与中层管理者胜任力的交互作用机制及双元文化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高管数字领导力与中层管理者胜任力通过显著提升员工参与度，有效推动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实施；控制文化导向增强了“高管—中层”协同作用对员工参与的积极影响，但对战略变革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形成矛盾性调节效应；柔性文化导向不仅促进员工参与和战略变革的推进，而且显著强化了“高管—中层”协同效应的积极作用。据此，企业应着力构建三维领导力进化体系，建立健全混合文化治理机制，积极搭建员工赋能的认知激励体系，并制定符合行业情境的差异化转型路径，推动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深入实施与落地。
数字技术创新是企业数字化升级的重要手段，深刻影响着企业的成本决策。为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成本决策的影响，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经典粘性模型和中介机制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抑制企业成本粘性。异质性检验表明，在非国有产权性质、员工知识水平较高、位于中西部地区以及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抑制企业成本粘性。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创新通过影响调整成本、代理冲突及管理层乐观预期，进而作用于企业成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物质资源成本粘性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从而抑制企业成本粘性；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抑制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且具有持续性。本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揭示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成本决策的影响机理，拓展了数字技术创新与管理会计领域的研究范式，也为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推进成本决策提供了现实指导和启示。
在当代基层社区，矛盾纠纷呈现复合性特征，传统调解机制在价值理念、功能定位与实施路径上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通过冲突解决服务于社区治理的机制尤显匮乏。这要求推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体系的优化完善。社会工作调解作为人民调解与专业化社会服务的结合，改变了传统调解的结构与内涵，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它依托系统性视角与冲突转化视角所构建的方法论框架，强调在解决纷争的过程中促进当事人的自我成长和社区的功能改善，进而形成和谐共生的社区环境。作为一种中观层面的本土化社区工作方法，社会工作调解与内生的调和文化、政策支持的制度空间、均衡的治理理念相耦合，不仅具有提升冲突解决系统性的价值优势，还可通过建构信任生态、转化冲突关系、增加社会资本、提高社区公共性，实现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转化，促进冲突化解与社区建设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