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人机共生成为常态化工作模式。生产技术人员作为企业生产的执行者，参与产品制造各个环节，需精通专业技能并满足客户要求，对技术变革保持高度敏感。为了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作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影响生产技术人员工作幸福感，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通过对354份高新技术企业生产技术人员的问卷数据（研究一）和40份质性访谈（研究二）数据的整理分析发现：一方面，人工智能感知能够增加挑战性时间压力，进而提升工作幸福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感知降低工作控制感，进而降低工作幸福感。同时，职业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了工作控制感和挑战性时间压力与工作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论证实，面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资源增益以及个体资源的补充能够提升生产技术人员的工作幸福感。这丰富了人工智能感知对工作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能为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实践提供借鉴。
文化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忽视的重大命题，建构文化主体性则是推进文化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重大任务。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文化的“中国性”，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生成蕴含着深刻的历史主动逻辑、文化发展逻辑、文明互鉴逻辑、理论创新逻辑，呈现出“自觉-自立-自主-自信”的四重面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巩固关乎塑造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关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关乎中国共产党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关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典范性意义就体现为“国家-民族-政党-人民-世界”的“五维一体”价值建构，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汇聚起了磅礴伟力。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乡村治理能否在微观层面上改善农户家庭福利值得深入探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基于治理有效性视角，实证考察乡村治理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乡村治理能够在整体上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收入增加主要来自农户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则是有所下降。此外，乡村治理对农户家庭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进一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治理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增加社会资本、培育奋斗价值观和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等多重渠道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收入。上述研究发现，一方面为理解新发展阶段下农户家庭福利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另一方面也为从实务层面完善乡村治理促进农户增收的政策设计提供学理参考，如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培养互信互助文化、培育和引导干事创业的奋斗价值观以及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以城促乡”单向要素流动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的发展需求，城乡融合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城乡之间的互助关系，工农之间的联动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法治的指引和保障至关重要。基于时空正义的法治内涵，城乡融合应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兼顾实质公平与效率的共同进步，遵循最小限制和最大促进的法治原则。重点应放在完善和健全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强农惠农富农制度以及深化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达到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智慧化，进一步明确集体资产的产权，完善农民市民化的社会保障，使农村土地制度更具韧性和弹性的目标，从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融合的高质量推进。
养老服务需求评估是依据一定组织方式与程序对老年人身体机能、心理状况、经济条件、生活环境及家庭结构等综合指标进行调查分析，以此确定服务对象、享受次序及标准的制度安排。它是构建多元养老服务模式的重要基础，也是衔接养老服务相关制度的重要渠道，还是保障与实现老年人养老权利的重要手段，由此成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对全国各省份有关养老服务需求评估法律政策文本的分析可知，当前我国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制度面临着评估规范设计不健全、评估对象定位不精准、评估主体设置不合理、评估工具选择不科学、评估程序设定不全面、评估结果应用不充分等现实困境。为此，应通过健全评估规范模式、扩大评估对象范围、明确专业独立的评估主体、制定科学统一的评估工具、严格规范评估程序及强化评估结果应用等举措优化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制度。
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和Oprobit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采用变量替换法和模型替换法检验稳健性，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从年龄、文化水平、收入水平视角分析影响差异，最后揭示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有明显改善作用，并且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年龄、文化水平、收入水平差异，与高龄、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者、中高收入者相比，低龄、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者、低收入者的自评健康受到的影响更大；锻炼身体和学习健康知识在互联网使用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身体锻炼和学习健康知识改善了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据此，政府应该尽力提高农村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面对不同农村老年人制定差异化互联网使用推广政策、采取精准化互联网使用帮扶措施，提供科学性和专业性互联网“适老化”服务。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涌现，数字技术不断渗透到返乡创业活动中，逐渐成为优化农村创业环境的强大动力。通过构建Logit模型，利用828名西部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探讨数字经济环境与农民工返乡创业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良好的数字经济环境能显著提高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其作用机制在于：良好的数字经济环境通过扩大市场、淡化本地同业竞争，进而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数字化信息需求在数字经济环境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此外，数字经济环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存在业态差异，数字经济环境对非农业态创业绩效影响显著，而对涉农类业态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1）加强对西部农村数字经济环境的建设和优化。（2）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与电商相结合。（3）着力提高返乡从事非农创业的农民工的信息素养。
推动经济实现“量”和“质”的均衡增长是加快构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抓手。基于数实融合的视角,阐述数字化扩张实现地区内经济发展的“提速增量”及“提质蓄势”的逻辑机理，并以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产业为观测，确认其效应状况。研究发现：当下中国数字化扩张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提速增量”效果，明显降低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依存度，但其在发挥“提质蓄势”方面却不具有显著性效果。同时，地区数字化扩张的积极增量效果依赖于数字产业研发的推动，但未具有动态延续性。干预检验发现，当前各地区对数字产业的创新干预不但无助于提升数字化扩张的“提速增量”效果，且加剧了数字产业的“市场替代”式竞争态势，整体而言反而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均衡增长。在采取系列稳健性办法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结论表明，现阶段中国各地区发挥数字化的“调节器”效果，亟待破除唯“数字GDP”增长为衡量的发展理念，着力于提升数字化赋能地区经济角逐国际竞争的本领。
基于我国2011—2021年省域面板数据，构建省域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重构就业结构测度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系统考察人工智能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通过调节我国就业结构进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体表现为高等技能劳动力将不断替代中、低等技能劳动力；在中等技能劳动力水平下，人工智能“替代效应”破坏了“创造效应”，部分中等技能劳动力失业风险不断加剧。不同地区及不同就业技能水平下的人工智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但总体呈现促进作用。此外，人工智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新型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六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出2013—2021年中国28个省级行政区的新质生产力，并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如何提升经济韧性及其经济效应。事实特征上，2013—2021年，新质生产力分区呈现“东-中（东北）-西”递减的空间格局，东区与其他区域差距逐步扩大。实证分析上，新质生产力显著促进经济韧性提升，且在经济冲击期，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较平稳期有所减弱，该促进作用通过资源循环以及提升要素匹配质量实现。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邻近地区也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于东部地区更为显著。研究为新质生产力提升经济韧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支持，也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